电影中的艺术品被盗案

2010年5月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盗窃案,5幅失窃名画分别是毕加索的《鸽子与豌豆》、马蒂斯的《田园曲》、布拉克的《埃斯塔克附近的橄榄树》、莱热的《静物与吊灯》和莫迪利亚尼的《持扇的女人》,总价值约1.09亿欧元。图为调查人员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被盗现场勘查。新华社

纪录片《史上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1990年3月的一天凌晨,当波士顿人都在庆祝圣帕特里克节时,两名身穿制服的假警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在81分钟的时间里偷走了总价值约2亿美元的13幅名画。这是史上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被盗的艺术品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今天的《蒙娜丽莎》是如此闻名于世,我们很难想象这幅画在1911年被盗之前一直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展出。1911年8月,一位名叫文森佐·佩鲁贾的意大利人在卢浮宫博物馆工作,他在博物馆的储藏室里藏了一夜,盗出了这幅画。《蒙娜丽莎》消失了24小时,竟然无人报案。一个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在附近架着画架作画,但没有了蒙娜丽莎平日里的注视,他变得烦躁不安,所以他问警卫什么时候能把画重新挂上,由此,这起盗窃案案发。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蒙娜丽莎》的照片出现在全球各地的报纸上。1913年12月,在《蒙娜丽莎》被盗两年多后,文森佐·佩鲁贾被警方逮捕。《蒙娜丽莎》的失窃和追回,奇迹般地提升了这幅画作的影响力,成为每一个参观卢浮宫的人必看之作。

艺术品经过历史的沉淀向世人展现它无与伦比的美丽,令人争相膜拜、趋之若鹜,也有人会使尽浑身解数,只为求得一幅名家名作,甚至不择手段,走上了犯罪之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统计,包括偷盗、造假、抢劫、跨境走私的艺术品犯罪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年交易额60亿美元,仅次于贩毒和走私军火而成为第三大跨国犯罪类型——在法国,它被视为“第四大最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

艺术品盗窃案往往隐藏着危险、预谋和狡诈等诸多元素,具有自带神秘感的特殊属性。与一般的鸡鸣狗盗不同,这些价值不菲的非法“壮举”,为这一类型的电影作品提供了大量的故事蓝本。

港片黄金时代,吴宇森的《纵横四海》横空出世,主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曾江都是港片响当当的名字。影片故事围绕着经典油画《赫林之女仆》展开。阿占、阿海和红豆三人均是孤儿,从小被养父强迫学习偷盗技巧,在长大后,三人成为专帮养父挣钱的艺术品大盗。机缘巧合下,三人认了一名警察干爹,他们内心的英雄梦被唤醒。最终,贪图利益、落井下石的养父恶人终有恶报,三人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

影片的每个角色都塑造出了鲜明的特征,而导演并不是让三人各自展现魅力,而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成为电影的核心与灵魂。片中没有狗血的剧情,没有无谓的争执,他们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故事走向,赋予了影片独特的温暖与柔情。

关于盗窃这一主题,导演的处理也较为巧妙,三人各自出场后,通过对人物动作与暗号设计,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说明,自然而然点明了三人身份后直奔主题,三人开始行窃。在影片轻松的氛围基调下,凸显出三人当下紧张刺激的处境,导演给了我们江湖,也让我们看到了江湖人生。

导演将养父和干爹的社会身份对立,警察与盗贼的二人角色设定为单一的好人和坏人,人性的复杂与转变在三位主角间予以展开。三人儿时去面包店偷面包,竟然把来之不易的食物送给一个老婆婆吃,还帮忙干家务。他们做着坏事,却是个“好人”。这一细节令警察动容,带他们去吃饭,给了钱让他们买衣服御寒,就此认下干爹。红豆的那一句“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对我们好的”,道出他们长期忍受的黑暗生活。有些人,衣冠楚楚,却在暗地里做着苟且之事;有些人,做着大多数人所不齿的事,却在救赎自己,治愈他人。这个世界的善与恶、荣与辱,有时候并非黑白分明;人所拥有的多个面相,让其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物种。

正是因为在黑暗中看见过一丝光亮,所以他们更向往光明。在那一刻起,他们开始厌倦东躲西藏的苟且人生,向往舒适自在、不必担惊受怕的平淡生活,内心的英雄主义与良知被唤醒。

三人在偷《赫林之女仆》时失手,阿海“葬身火海”,红豆便与阿占结婚。没想到几年后会重遇阿海,不过此时的阿海已是坐在轮椅上的人,而他们的命运再度因为《赫林之女仆》联系在一起。其实,阿海并没有残疾,不过是为了让养父相信自己是废人。曾经相爱的人相见不等于再度相恋,红豆还是和阿占好好地过日子,影片呈现出的是再平静不过的日常而已。

正如电影《英雄本色》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能回头的,才是英雄”。三人最开始的身份是盗贼,但在最后一次盗画行动中却奋起反抗,经过激战后,一举端掉了养父的盗贼集团。而正义的胜利未必都要有大义灭亲的结尾,养父没有头破血流,那份懊悔不已也让我们觉得在情理之中,阿海和阿占把养父交给警察干爹绳之以法,同时也把画归还给法国博物馆。三人从此改邪归正,真正地顿悟大善大恶、大是大非。

他们何尝不是自己的英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在于他打败多少外在的敌人,而在于他最终战胜了自己。哪怕如盗贼这般见不得光的小人物,也可以心怀英雄梦,成为自己的英雄。

盗窃艺术品是一种犯罪活动,然而电影故事不仅要着眼于犯罪,还要着眼于让观众从剧情中得到愉悦,看到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的故事要怎么写?有这样一部电影提供了“圆滑的答案”。

电影《盗走达芬奇》讲述了画家与盗窃者互相利用,盗取画作以假换真,获取利益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波兰,两位男主角是神偷系列的杰出代表。舒玛被警察逮捕入狱,在监狱里加入了国际窃画集团,在该集团的运作之下,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获准假释,并以高额报酬被聘将达芬奇著名画作、波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抱银鼠的女子》偷到手,故事由此展开。

出狱后的舒玛被警方严格监视,计划无法进行。此时他想起了曾经的搭档尤利安,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尤利安拒绝了舒玛的要求。几年前,舒玛被警方逮捕后,没有供出同伙尤利安,承担了全部罪行,如今的尤利安是一名警察拆弹专家。正当舒玛灰心丧气一筹莫展时,尤利安再次出现,竟答应与舒玛合作,并找到了画师哈根和他那个拥有非凡复制天分的孙女玛妲绘制赝品画作,共同完成偷梁换柱的计划。

历史上的名画赝品不胜枚举,背后制作赝品的往往都是天才大师,仿造原画甚至比创造原画更难。哈根爷孙二人一起研究名画中的每一个细节、痕迹,选用50年以上的胡桃木冒充600年的画板,不仅要求画板、颜料和原画一样,连同8层底漆和古老的气味都要一致。他们找来的胡桃木柜子有4个抽屉,孙女就偷偷画了4幅赝品,一幅在银鼠的须子上特意作出瑕疵标记,另外三幅极致完美。

一切都在按照舒玛天衣无缝的计划进行着,他在事先安排好的混乱中用仿制品换走了真画,尤利安作为内应把画成功送到了买家手中,交易达成,舒玛得到了他的巨额报酬。名画失踪的消息在城中散开,哈根和孙女利用这一时机,联系了一些居心不良的收藏家,将他们额外的仿制品高价卖出。与此同时,波兰博物馆意外收到一个包裹,经鉴定,里面的画正是《抱银鼠的女子》的真迹,至此,一切真相大白:尤利安在暗中守护画作,请玛妲画了两幅仿制品,一幅拿去给舒玛交易,一幅留在作案现场,等事情平息后,他才将真迹完璧归赵。其实,舒玛早就洞穿了尤利安的意图,但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目的只是交易成功。

舒玛带着数百万欧元回到监狱继续服刑,哈根如愿以偿修葺博物馆,玛妲展现了不凡的绘画实力,地位金钱随之而来,尤利安用他的善良、机智守住了他的爱国心,既保护了兄弟又能继续当他的警察,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在皆大欢喜的气氛中,故事落下帷幕。这是电影人的梦想,银幕上五彩斑斓,现实中却又难以企及。

整个影片并没有好莱坞犯罪悬疑片的紧张窒息感,反而在一波三折的剧情中穿插了很多喜剧元素,幽默自然地流露,无处不在,丝毫没有矫揉造作。观众犹如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完成一样,欣赏他们盗画的缜密计划,艺术而又智慧。

1961年8月初,19世纪绘画大师弗朗西斯科·戈雅的《惠灵顿公爵肖像》画作计划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8月21日,美术馆的警卫们注意到戈雅画作从墙上消失了,但他们以为作品是由展览方拿走的,并没有在意。直到美术馆向公众开放之后,他们才意识到那幅画是被偷了。

电影《公爵》取材于这起真实案件。盗窃者不同于以往题材中的以盗窃为生、“业务”能力出众、思维缜密的艺术品大盗或犯罪集团,这也导致调查人员始终未能查明真相。这起盗窃案在当时是英国国家美术馆138年来的首起失窃案,但因案件发生在一系列国际艺术品盗窃案之后,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传言和猜测。其实,盗窃者是退休老人肯普顿·邦顿,偷画、转移均由他一人完成。而后,一封勒索信道出了他的犯罪动机:只有在英国政府同意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电视的条件下,他才会退还画作。

主人公犹如堂·吉诃德式的坚持、荒谬与惆怅,将社会矛盾清晰而无限地放大。主人公来自底层,他偏执、幽默、正直的形象与海伦·米勒饰演的胆小怕事、唯唯诺诺、行事谨慎的主妇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导演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故事,影片中没有惊心动魄的刺激场面、没有浮夸的特效炫技,有的只是生活中平凡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却又在平凡中隐藏着暗流涌动的情绪。

影片两条故事主线交集在一起,都具有戏剧色彩:一条线是为领退休金的主人公争取免费看电视的权利,一条线是主人公偷盗与归还《惠灵顿公爵肖像》这幅画。理想主义老人的人生独白打动了法庭的每一个人,“我即是你,你即是我”本应由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客和法官践行,但却在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退休老人身上得到实现,实在是非常讽刺。导演将主人公的家庭故事作为另一个重点来讲述,展现诸多趣味的生活细节,诠释了英国人特有的浪漫情怀。主人公对弱小的照顾,对理想的执着,对亲人的怀念与保护,他作为一个父亲、丈夫,最终取得了家庭的谅解。

1965年7月19日,肯普顿·邦顿在将画作通过车站寄存处归还博物馆之后不久,向警方自首。原来,1960年,尽管他调整了电视的设置以免费获取电视服务,却仍然收到账单,他因拒绝支付电视费用而被关押了69天。他告诉警察,他偷窃戈雅的作品,仅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为退休老人争取低价电视服务活动的注意。

法庭判决认为,从美术馆中“移除一幅没有永久保存意图的画作”在法律上不算犯罪,针对邦顿的偷窃、恐吓勒索、造成公害的罪名均不成立。他被判有罪的原因,是因为他偷了那个价值100英镑的画框,他因此被判监禁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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